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目录及摘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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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可持续发展
贫困治理视域下的基层行政包干制
余练;1-11
农业要素市场化对农村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效应
杨肃昌;范国华;12-23
农业社会化服务供应链构建:管理框架与组织模式
彭建仿;胡霞;24-32
农民问题
数字技术、信贷可获得性与农户多维贫困
田红宇;王嫒名;33-43
农户相对贫困缓解的内生动力
张莎莎;郑循刚;44-53
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家庭消费策略
王黎;54-62
经济与管理
农村金融、农地规模经营与农业绿色效率
陆杉;熊娇;63-75
节水灌溉设施的粮食生产增效机制
陈宏伟;穆月英;76-89
中国农业农村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测度与区域差异
慕娟;马立平;90-98
城乡社会
媒介化乡村的逻辑、反思与建构
李烊;刘祖云;99-110
家户关系视角下传统农村社会治理的机理与价值
付振奇;111-121
家庭城市化单元的代际互动与理性秩序
钱全;122-131
敏捷治理驱动的乡村数字治理
韩瑞波;132-140
贫困治理视域下的基层行政包干制
余练
西南大学国家治理学院
摘要：基层行政包干制是脱贫攻坚中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在委托—代理框架下,地方政府以"定点包干"的方式建立起(省)市县乡村的行政包干体系,通过对不同层次进行隐性授权,以部门内部流动和条上流动正向激励基层干部,且辅之以约谈、召回、撤职等负向约束,在压力型体制下实现了超常规动员。基层行政包干制的核心在于将责任落实到个人,以"块"的地方权力,统合平级的"条"和下级的"块",高位推动项目、人才、资金和政策精准下沉到基层,实现了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全面参与。但体制内的张力与矛盾,也容易激化包干主体之间的矛盾,同时部门包干导致扶贫绩效差异。脱贫攻坚中基层行政包干制的提出,拓展和延伸了行政包干制适用范围,修正和完善了行政包干制理论,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机制借鉴。
农业要素市场化对农村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效应
杨肃昌 范国华
兰州大学经济学院
摘要：为检验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农业要素市场化对农村生态环境的影响效应,利用我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1998—2018年面板数据建立有调节的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就农业要素市场化对农村生态环境的影响路径以及城乡二元结构在其中的调节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业要素市场化对农村生态环境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具体影响路径看,农业要素市场化对农村生态环境影响的直接效应显著为正,农业要素投入在该影响过程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其中,劳动和土地要素投入的中介效应显著为正,资本要素投入的中介效应显著为负;城乡二元结构对中介过程的前半路径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但对直接路径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城乡二元结构阻碍了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从而弱化了劳动要素投入变化对农村生态环境的正面效应和资本要素投入变化对农村生态环境的负面效应,同时也强化了土地要素投入变化对农村生态环境的正面效应。
农业社会化服务供应链构建:管理框架与组织模式
彭建仿1,2 胡霞1
1. 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
2. 重庆工商大学企业管理研究中心
摘要：农业社会化服务供应链是达成主体合作、资源整合、协同响应的一种创新组织形式,服务供应链管理框架包括服务需求管理、资源与能力管理、关系管理、服务订单流程管理、信息技术管理和服务绩效管理。涉农服务的天禾模式、构建服务联合体的山西翼城模式、搭建平台的金丰公社模式、以农合联为平台的浙江"三位一体"模式和与农共生的新希望六和"担保鸡"服务模式等服务供应链的实践组织模式揭示了龙头企业性质、协同网络构建和制度设计的重要性。
数字技术、信贷可获得性与农户多维贫困
田红宇 王嫒名
三峡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摘要：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4—2018年三期数据,运用条件混合回归,从信贷可获得性视角考察数字技术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技术能减缓农户多维贫困,采纳数字技术农户的贫困降低了23%,缓解信贷约束是数字技术减贫的重要机制,且突出表现在正规信贷部门。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减贫存在"精英俘获"现象,减贫红利没有被全体农户公平共享。基于贫困维度分解发现,虽然数字技术能减缓绝对收入、生活条件、医疗、教育维度的贫困,但经由信贷可获得性的减贫效应仅体现在绝对收入维度,农户信贷需求仍以满足消费性信贷为主。因此,在激发"互联网+"金融赋能乡村振兴的同时,要考虑数字红利公平共享和农户多元信贷需求等问题。
农户相对贫困缓解的内生动力
张莎莎 郑循刚
四川农业大学管理学院
摘要：基于农户相对贫困缓解的内生动力视角,引入非认知能力和生计策略选择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利用Ivpr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对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非认知能力的增强对农户相对贫困的缓解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在所有解释变量中影响系数最大,各维度按照影响程度高低依次为积极自我、情绪稳定和社交能力;与纯粹农业策略相比,选择非农就业策略或农工兼业策略的农户陷入相对贫困的概率显著降低;分析影响机制发现,非认知能力通过非农就业策略和农工兼业策略影响农户相对贫困。因此,政府应加强对农户非认知能力的宣传教育和培训,增加其脱贫的内生动力和发展能力,同时通过发展当地特色产业,引导农户优化生计策略,最终实现相对贫困的缓解。
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家庭消费策略
王黎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
摘要：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家庭再生产与城镇化目标相绑定,带来家庭消费方式的变迁和消费需求的增加,农民家庭普遍面临着消费扩张而支付能力有限的困境。对此,农民家庭采取透支性消费、保留一部分农业"自给经济"以及代际"两栖"消费等消费策略,通过最大限度地调配家庭资源,甚至是透支家庭资源,得以在短时间内实现家庭再生产。当前农民家庭消费以透支为主要特点,这种消费模式在促进城镇化率提升和宏观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蕴藏着不良社会后果。基于此,扩大内需的关键不在于盲目刺激农民消费需求,而在于提升农民收入和社会保障水平。
农村金融、农地规模经营与农业绿色效率
陆杉 熊娇
湖南工商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摘要：采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对2001—2018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农业绿色效率进行测算,实证探究了农村金融、农地规模经营以及农业绿色效率之间的内在关联。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效率整体上呈波动上升趋势,年均增长率达8.68%;农村金融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农业绿色效率,还可通过农地规模经营间接作用于农业绿色效率;农地规模经营对农业绿色效率的影响均存在农村金融规模和农村金融效率的双重门槛效应。随着农村金融规模的扩张,农地规模经营对农业绿色效率的提升作用呈边际递增特征。当农村金融效率跨过第二个门槛值后,农地规模经营对农业绿色效率的提升作用减弱;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农村金融地区发展差异呈现出两升一降的N型态势,当前区域内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地区差异。
节水灌溉设施的粮食生产增效机制
陈宏伟 穆月英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摘要：基于2000—2018年中国30个省份的平衡面板数据,综合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法、面板工具变量法和面板门槛模型分析节水灌溉设施对粮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节水灌溉设施通过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改进两条路径提升粮食全要素生产率,且技术进步效应大于技术效率改进效应;从区域与作物异质性来看,粮食主产区节水灌溉设施的增效效应大于非主产区,节水灌溉设施对小麦、玉米和水稻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显著提升作用;节水灌溉设施对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其正向影响随农村人力资本、人均种粮规模、人均GDP的提高而呈阶梯型上升。因此,因地制宜发展节水灌溉设施,与外部经济环境发展相协同,政策扶持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完善节水灌溉设施产权和管护机制,是实现节水灌溉设施高效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中国农业农村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测度与区域差异
慕娟 马立平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统计学院
摘要：通过对农业农村数字经济内涵和形成要素的分析,运用熵值法测度中国农业农村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并采用Moran指数针对2014—2018年我国31个省(市、区)及八大综合经济区农业农村数字经济发展差异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我国31个省(市、区)农业农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稳步提升;(2)空间关联性分析表明,中国农业农村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正向空间集聚特征;(3)八大综合经济区区域间的农业农村数字经济发展差异显著,沿海地区与西北地区发展两极差距较大。
媒介化乡村的逻辑、反思与建构
李烊 刘祖云
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摘要：移动互联时代的自媒体正迅速成为乡村发展的关键变量,"无名者"的出场让乡村的媒介化趋势日益凸显。媒介与乡村社会的研究拓展,需要探寻乡村媒介实践的不同场域,同时将媒介化视作一个"元过程"进行一般性的理解。"实践—生活—结构—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性解释框架,可以被用来考察乡村媒介化的现状以及贯穿其间的媒介逻辑。自媒体实践案例表明,乡村的媒介化存在三方面的经验证据:一是个体生活样式的变革;二是资源分布结构的转型;三是文化生产逻辑的转向。自媒体作为一种"元资本"对场域内其他权力形式的放大效应,是贯穿乡村媒介实践的底层逻辑。媒介化乡村的反思与建构需要着眼于三点:一是从"我们"的主体构成出发,构建以自觉性、反思性、创造性为内涵的媒介实践智慧;二是解构并重构乡村的真实性,以矫正乡村社会关系的过度虚拟化倾向;三是从"元治理"结构出发,建立呈现与控制并举的乡村信息传播机制。
家户关系视角下传统农村社会治理的机理与价值
付振奇
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摘要：将对家户和关系的研究引入微观治理行为领域,通过构建"关系-理性-行为"的分析框架,来发掘传统农村社会治理形成的内在机理及当代价值。研究认为,家户间的关系互动形成了差异化的家户理性,利益驱动家户参与村庄治理,而家户理性影响了治理活动运行的规则,影响着治理行为,家户间关系不同,内生出的治理类型亦有差别。平等合作关系促成了平等协商型治理,依赖合作关系促成了威权主导型治理,竞争冲突关系促成了关系网络型治理。家户间关系是治理转化的基础,而权力主导公共产品分配的程度、公共产品的普惠性影响着治理类型的转化。在当下的农村社会治理中,依照农村关系变化的新走向,把握国家公共产品供应的限度,培育家户理性,发挥家户的治理主体作用,对农村社会治理的良性运转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家庭城市化单元的代际互动与理性秩序
钱全
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摘要："家庭城市化"是中国城市化的基础社会单元,家庭在城乡社会转型中的结构、目标、秩序等发生多维裂变重组,城乡之间的"进""退"表征在家庭内部代际间不断展演。研究以城市化中极具转型张力的拆迁家庭为个案经验,通过对其代际关系的切入分析,发现父代在地利显化中主导了家庭资源配置权,而子代则在"社—家"双重结构性关系中形塑了弱主体性。家庭城市化单元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中分化为三种代际互动模式:代际冲突型、代际均衡型和代际博弈型,而代际关系则在共同的家庭发展目标中实践了"三代一体"的团结型代际妥协。家庭城市化单元理性秩序的形成,其背后是个体、家庭之于宏观社会结构现代化转型下的策略选择。
敏捷治理驱动的乡村数字治理
韩瑞波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摘要：乡村数字治理是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基层政府将敏捷治理思维和方法嵌入乡村数字治理体系之中,提供了弹性再造治理空间、灵活设置治理机制、协同参与治理流程的经验样本,建构了乡村数字治理的独特模式。这一模式运作呈现出三种实践取向:一是智治主义取向,指涉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工具搭建乡村治理的数字化平台,打造完善的信息基础架构和治理模块,变革治理信息的生产、传递和处理方式,在此基础上形塑"整体智治"的治理形态;二是简约主义取向,指涉增强乡村治权和主体性,赋予村级组织必要的治理权力和资源,发挥社会内生性力量的自治功能;三是人本主义取向,指涉依循"以民众为中心"的基本原则,使民众成为参与治理流程和评判治理绩效的主体,将民众需求作为乡村数字治理的决策依据和运行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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